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，彭德怀和刘伯承均以卓越功勋著称，两人的经历在国家成立后的岁月里有不少相似之处。而在1958年和1959年，他们相继遭遇了错误的批判，背上了不实的“帽子”，但两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首先，我们来谈谈历史上颇为人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。这次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组成的会议，举行于7月到8月期间，召集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党政军领导，甚至连地方领导也纷纷抵达庐山参加此次盛会。与会的领导仅有几位因特殊原因缺席，例如由于健康问题未能参会的邓小平和陈云。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会议开始时并不在庐山，而是在国外出访，直到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才刚刚返回。
起初，彭德怀并无意参加这次庐山会议，主要因为他刚刚结束外访，身心疲惫，需要时间休息。同时，他也希望能尽快整理出访的材料。经过老部下黄克诚的劝说后，彭德怀决定前往庐山参加会议，没想到他的到来却改变了会议的方向。
会议的初衷是“总结经验教训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”，然而，在听取了各方讨论后，彭德怀意识到大家的发言并未触及根本问题。于是，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对“大跃进”的看法，坦白指出了存在的种种问题。意外的是，这封信引发了会议氛围的剧变，彭德怀瞬间成为众矢之的，其他与会者开始纷纷批评他，最终他被错误批判，头上扣上了“反党集团首领”的帽子。在会议结束后，彭德怀立即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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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会后彭德怀曾努力写下检讨以求宽恕，勉强度过此次危机，但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依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1965年，彭德怀曾短暂复出，但不久后因各种特殊运动再次遭受冲击。1974年11月29日，彭德怀含冤离世，享年76岁。
与彭德怀相比，刘伯承在1958年就遭遇了错误的批判，但他的处境却相对优越许多。在反“教条主义”的运动中，刘伯承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，主要是因为该院在教学中简单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。然而，刘伯承其实早已觉察到这样的弊端，他曾多次对全校职工阐述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性，强调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健康问题，他不得不前往上海接受治疗，学院的管理职务一度由陈伯钧和廖汉生代理。
因为刘伯承的缺席，学院的整顿工作几乎停滞不前。在1958年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声潮来临时，军事学院正是重点对象之一。由于刘伯承仍在上海养病，毛主席也认识到学院的问题并不能全归咎于他。可以说，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他带来了意外的“好运”。
在会议上，刘伯承主动承担责任，表现出对学院领导的支持和保护，这份沉稳的态度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。随着检讨的顺利通过，刘伯承在1959年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小组的组长。1962年，他参与指挥了对印自卫反击战，凭借卓越的指挥能力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。1966年，他晋升为军委副主席，继续在军中发挥重要作用，直至1982年主动辞去职务。1986年10月7日，刘伯承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4岁，留下了宽广的历史印记。
参考资料：《彭德怀传》、《刘伯承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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